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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江回忆录

2016年03月28日 17:23  点击:[]

               刘文江回忆录

我是50年代到交通大学读的研究生。1953年开始,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讲学,讲学时间是比较长的,一般都是三年。当时,交通大学(上海)一共来了四个专家,我的导师叫阿里克塞·伊万诺维奇·舒金,他是专家组的组长,也是彭康校长的教学总顾问(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全国一边倒,倒向苏联,一切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苏联派来的专家水平还是很不错的,舒金专家是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教授,他参加过卫国战争(以前教授也去打仗),后来就被派到中国来当专家了,当时清华也有一些苏联专家。专家组来了以后,全国很多学校都派教授、教师来听课、学习,我记得像清华的、大连工学院的,还有东北大学的好多教师都来了。其中,还包括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教师,还有好多外校的进修教师。当时我们学校的研究生还比较少,全校一共有24个,都是跟专家学习的。学校也没有研究生处,只是研究生科在管理我们。学习的过程还是蛮紧张的,我们要一边学俄文,一边学专业课。学习的进度也是很快的。

苏联专家讲学,我觉得有一些特点,凡是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比较精炼,而且配有讲义和图表,那时还没有投影仪,主要就是挂图,幻灯机也没有。讲课的速度也比较快,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尽量多学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专家的讲课还是比较活跃的,除了介绍专业内容外,每个礼拜,至少一个月都有一次讲座,专题性的,内容包括他们所工作学校的情况、这一门技术的当前发展方向、现在主要研究哪些方面等;另外,还包括科研的体制、怎么进行科研以及苏联的教学体制等。对我们来说,因为解放初期中国一下子从国民党的资本主义转到人民政权轨道上来了,变化相当大,教师们、学生们上课都是很认真的。除了跟苏联专家学习外,还有国内的专家做我们的副导师,指导我们研究生,一般都是一个副导师带两个研究生。通常情况下,苏联专家和我们的副导师要一个月和我们研究生座谈一次,让我们汇报近期的学习心得、进展等,了解我们的近况。我那个班都是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还有其他四个专业。工业自动化专业在当时算是比较新的,清华也是刚刚成立这个专业,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师资,清华也派教师来学习,有些教师后来都是蛮有名的,东北大学的像郎世俊、李华天(他的学生柴天佑等后来都成为院士了)。

学校对专家如何培养学生、如何教学是很重视的,彭康校长经常和舒金专家讨论如何改革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问题,当时的教学与科研也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我觉得那时的苏联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比较注重的,一方面是理论教学;另一方面,比较注意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做研究,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实际,把学的东西用起来。当时我的副导师是蒋大宗教授,他现在都90多岁了。在指导方面,他也是比较注意结合实际,注重启发和鼓励学生自己创造一些东西。我记得当时他就出了一个题目,让我们研究一个叫电机放大机的东西,当时苏联已经有这么一种东西,叫交磁放大机。后来我们研究的是另外一种,叫自励式放大机(自己激励自己)。这个放大机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用很小的功率,很小的能量,能够控制一个很大的能量。就像我们的晶体管能放大信号一样,放大机也能使很小的一个信号进去,出来一个放大了功率的信号,而且信号能够不失真。我们研制的放大机的工作原理,就是我用一个马达拖一个发电机,能量实际上是马达送进去的,发电机在发电。但是我怎么控制电发的功率?电压的高低?还有极性的正负?这样的一个东西就相当于我们的晶体管,只是晶体管的电信功率比较小。它这个是大功率的、很小的交流电送进去能够控制很大的电压、电流,还希望它反应比较迅速。50年代的祖国很穷,根本就没有这种机器。那咋办?后来我们去上海旧货市场,发现美国的旧飞机上有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就买飞机拆下来的东西(主要电机),可以用来做自励式放大机,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改造了。放大机实际上就是自己发的电反馈回来激励它自己的磁场,让它自己激励自己。然后我们再用附加的一个磁场偏移它,一偏移,工作点的变化就很大,工作点一变化,功率、电压也就变化。这种自励式放大机的可能性和控制的实际效果,后来实验发现,功率可以放大到一两百倍,功率还是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应要快,信号一变输出就要很快跟着变,这主要是看控制它响应的频率可以达到多少。与交磁放大机相比,自励式放大机成本比较低、比较便宜。但它的缺点就是在自励过程中,由于它要先出来以后再反馈给自己,及有电抗作用,它的响应的速度要慢一些。围绕自励式放大机,我们也做了好多试验,画了很多曲线,然后又组建了一个系统,控制多个水槽的几级的水位系统。总体来说,这个自励式放大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当时我们的学习就是老师出一个题目,让我们自己动脑筋去设计方案,自己去买材料,甚至要自己跑到旧货市场把旧电机买回来,最后完成一个控制系统。现在想想,这种实际锻炼还是挺好的,就是要求你把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马上应用于实践。不过现在看来,以这样的试验来大规模地培养学生,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时的研究生倒还可以,有点经费去做这个。这是苏联专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方面。

另外,交通大学(上海部分)那个时候是比较注重基础学习的,也注重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前的三好学生)。我们过去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要求学生不能学得太呆板,应该在社会活动、文艺体育、德育方面等都要积极。学校西迁之后,这个传统也还保留着,像彭校长强调的三活跃,就是要求德、智、体全方面发展。彭校长是比较关心学生的,经常去学生宿舍、食堂走访,考察办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传统还是比较好的,至今它也一直传承了下来,很不错。

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在文艺体育方面,当时的彭康校长要求,每个礼拜参加一场舞会。交大迁到西安之后,这个习惯也带了过来,每个礼拜都要参加一场舞会,那时的我们还比较死板,但也会参加,有专门派的人来教我们交谊舞。早晨和下午五点钟的体育锻炼,学校也是格外重视的,下午五点钟以后的体育场上到处都是活动的学生、教师,有跑步的、抓单杠的,还有踢球的,操场小但人很多的。当时上海的条件比较好,文艺活动也比较多。在上海的文化广场,我们去看过好多次大型表演,像苏联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红军红星歌舞团的表演,文艺活动都是很丰富的。到西安以后,我还没看过一场国家级的大型舞蹈演出。那时我们没条件,现在的硬件条件应该比过去好多了,但好像举行的活动也少了,也可能是我退休以后都不太注意学生的情况了。因为我觉得西安这个活动中心建的要比过去的草棚礼堂好多了,是不是还可以多举行一些大型报告啊。

在德育方面,那时候主要讲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新中国刚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很爱国,觉得国家欣欣向荣,到处都在建设,感觉非常好。那时我们学生很穷,但是心情也很好,学校的待遇也不错。学校也比较注意思想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教育。几乎一个月一次,彭康校长和其他外面请来的专家都要做国际形势的报告或讲座。迁到西安后,在交大的那个草棚礼堂里,我还好多次去参加这种讲座,有时讲哲学,有时邀请大使讲国际形势,那时我们都还比较关心世界的形势、国际局势的变化。邀请的大使来做一次报告,大家也就比较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了。记得我那个时候全国有研究生的学校还比较少,有时安排我们去听陈毅市长做当前形势的报告,他的演讲非常开放、很活跃,讲得也很好,而且材料也很多。总之,这方面的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至少你对政治、时事、还有学校的改革都有一定的了解。学校迁到西安后,那时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报告、讲座,校长、副校长接替,还有邀请来的。有些时候人多坐不下的,主会场在行政楼402,把那个广播器拿到那里去,你可以在教室里听到,虽然看不到人(那时候没有电视),但可以听这些报告,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切好像都欣欣向荣的,人的心情很好,国家发展的也很不错。学生只要你考进交大,看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你不用交任何费用的,可以随便吃。所以会出现学校批评的那种现象,一些学生吃包子只吃肉馅,因为包子随便吃,随便你去拿,他吃不下太多的包子,也根本不需要。由于国家拨给每个学生的伙食费是有标准的,暑假两个月,你吃不完还可以把伙食费退回去。学生生病,市内的任何医院你都可以去看,看了以后只要拿一个转账条子交到那边,由医院和交大结账,病人自己可以不管这些的。这是50年代的学生生活,毕业后留校,就成为老师了。那时候我们的待遇比较好,当时一般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是48元,像我们研究生毕业是70元。过一年转正了,就变成82元了。82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般月工资42元可养活三口之家的。

我是58年底、59年初迁过来的,当时要办一个新专业,叫自动学远动学专业(学习苏联的学科名称),实际就是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控制,后改名为自动控制专业。这个专业的代码是230,我们就叫230专业。这个专业打算是要向军事方面、保密方面靠的,因为这些方面比较接近军事、导弹控制。当时,抽调了胡保生、万百五、陈辉堂、刘文江、宣国荣、施仁、尤昌德七个人过来,筹建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一成立,下学期就要开课,所以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我们就7个人。这个专业过去是5年制的,由于没有现成的生源,我们就直接从其它专业三年级学生中抽调了一部分,主要是工企、电气专业的。还剩不到一个学期,就要上课。那时的教研室主任是万百五,他就跟我说,这门课交给你了,你去研究一下苏联的教学大纲,这个课有什么内容,下学期我们就按照这个大纲开始上课。这样我就赶快回去,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上课内容,等待着上岗授课。课程的准备过程是很紧张的,一方面,我要翻译材料,另一方面,我还要去图书馆,去收集材料,还要编教学大纲(过去的教学大纲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必需按照大纲进行教学安排)。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上课,但我只准备了半个学期的课,这样我就一边上课一边把下半学期的材料准备好。上课那时正好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大家都停课了,大炼钢铁,搞了一个礼拜后很快就停止了。后来就恢复上课了,一边上课一边准备下面的材料,还好那学期的课程总算上完了一遍,以后第二遍就好办一些了,当时主要的困难就是没有材料,因为以前没有这门课。

西迁之后,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原来的校区就空了,只剩下了造船系,后挂牌就叫上海造船学院,这个牌子大概挂了一、两年,1959年正式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因为那时的上海市长说,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没有一个工科大学,好像太不相称了。北方有一个清华,南方没有,好像不行。所以交大迁到西安后,在原有造船系的基础上就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1959就正式更名了。当时上海交大要成立自动控制专业,都没有专门的教师,就抽调部分学生和老师到西安来学习两年。我带了他们两年后,他们就回上海成立了自动控制专业。这个专业在上海成立之初,我们还有联系,过几年慢慢联系就少了,他们独立了,现在的发展也不一样了。现在上海的条件,各方面都要好很多,因为我留在上海的同学起码工资加补贴都是我的一倍,再说了上海的房子都是很值钱的,可以值到几百万,像是看病基本上还是1%教授自己出,99%全额是报销的,到西北以后,我们的待遇就差远了。这一情况我们给曾庆红副主席(他也是上海人)一汇报,说这里有很多工人还买不起房子,都没有办法。后来国家就专门拨了一亿,给上海西迁的教职工补贴,叫西迁补助款,但这也仅是以交大为特例的,别人(或单位)是不能享受的。西迁的一亿补助,也就算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补偿吧。因此,由于地区的关系,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要办好是很不容易的。迁校之后,我记得史维祥校长在全校报告中还讲,那时工科是全国第四,而且还是西北五省中最先入选985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

我们迁到西安以后,还是比较强调搞科研的,特别是1959年以后我们参加了全国的自动化会战。我跟万百五老师去兰州化学公司(兰州炼油厂)参加自动化科研会战活动,在那边呆了1年多,科学院、天津大学等许多单位也都参加了这次会战。当时见到了不少院士,现在有的去世了,像我们学校工企专业毕业的蒋新松院士,他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上海当时已有工企专业,就是工业自动化专业,那时工企也是刚刚办的。当时毕业的学生中有几个是比较出名的,其中一个就是蒋新松,从交大工企毕业后,他就去了北京自动化研究所,也就是刚刚成立的科学院,一个新成立单位,他作为元老之一,在那边干的很好,成为这个自动化学会的理事,后来是院士。科技部认为他是战略科学家,觉得他有战略的眼光,拓展了新的方向。他自己是搞机器人的,水下机器人,蒋新松已经去世了,十分可惜。

刚才讲的大搞科研,就是要下厂矿,与工厂实际相结合。当时我们参加了国家组织的自动化会战,因为那时候兰化公司作为我国最大的炼油厂,也是全国比较出名的化工厂,要进行自动化的试点,希望整个生产过程实现完全的自动化控制。58年计算机刚刚开始使用,使用得还很少,以计算机来实现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在国内尚属首例。自动化科研会战在全国范围内搞,搞得还好,我那时候还学到一些搞系统辨识的方法,就是怎么测试对象的控制特性,建立数学模型。那时采用了(PRBS)信号,就是伪随机码信号。这个码怎么来的,怎么研究,我花了一些功夫。然后就测试炼油塔的对象特性,我就加伪随机码信号输送进去,采集输出信号,建立它的输出模型,这个技术就是会战时候学习到的。伪随机码技术是当时由北京科学院带过来的,现在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还在用,比如说CDMA信号通信系统,也是采用伪随机码方法。当时下厂,我们跟着他们那些专家,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最后我写书的时候就把这个方法写进去了,这个方法由数学怎么推导怎么出来的,现在通讯里面CDMA也是这一套。这个技术还用于我后来的一个科研,比方说有一颗原子弹,你要把它锁住,不能因为雷电等外在因素而随意引爆,非得专门命令才能解锁,这个东西就我们所说的电子引信,只有用唯一的信号才能解开它。这就需要使用CDMA技术,需要两个码复合才能解锁。又比如说在通讯的时候,好多手机都在用,怎么让通讯的手机正确对应,这个技术都是很重要的。后来63年左右,我写了一本书,叫《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这本书在国内相同专业领域算是早的,当时国内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书。由于处于文革时期,书籍是不能随便出版的,作者也要署名为哪个小组,不能署名个人。当时那本书便以打印教材的形式,用于全校的教学使用,现在还在图书馆保留着。

    彭康校长的眼界比较开阔,自己也身体力行,他曾经来到自控专业听过两三次专业汇报,问遇到什么困难。他还到通讯专业去蹲点,那时无线电通讯是新的学科。当时交大想搞一些保密的专业,两个系:一个是电子,一个是原子能,后来由于教育部与国防科工委的关系始终联不上(当时的条块分割教育结构),交大的这些专业始终未得到相关的支持。 1980年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学校就跟日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日本的横河电机公司为开拓中国市场,来到西安,与我国重点建设的156项目之,也是当时全国比较大的仪表厂——西安仪表厂,商谈建立合作关系。当时日本人的飞机要到西安降落,由于天色已晚,西安机场(西稍门附近)不能正常降落,没办法降在临潼的一个军事机场。在从临潼驱车到西安宾馆(人民大厦)的沿路都比较漆黑,可路过兴庆公园和西安交通大学(东一楼、行政楼)时却灯火通明(学生都在自习),横河老总很好奇地问身边的随从,这是什么地方?。随从说这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地区很有名的大学。他说我的母亲是中学校长,是办教育的,我也愿意投资教育事业,希望在西安期间能够参观一下西安交通大学。在与西安仪表厂谈完合作项目,确立了引进日本资本和技术,成立合资公司之后,横河公司一行人来交大进行参观,发现我们校园建设的很不错(在西北高校中,交大的基础设施,总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张肇民副校长接待了日本的参观团,张校长推荐客人们参观一下学校的自控专业,因为仪器控制与自动化控制专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过了几天,横河老板就专门派人到我校自控专业过来参观、座谈,他们就提出来说,我们老板有一个想法,要援助你们一批教学仪器、送你们一批计算机和控制设备,问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说愿意!他就跟我们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说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希望咱们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分配到北京机械工业部的仪表局,届时能给予它们的公司业务发展以支持。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我们可以派一批学生去日本攻读博士,还可以派一批教师去进修、深造。他们也派一批专家来讲学。同时专门成立一个与日本合作搞控制仪器的分支机构等。大概1981年我们去日本进行了实际考察,陈辉堂、我、顾明耀三个人,先到北京去学习、培训出国规定,然后到日本,去参观了庆应大学、横河电机公司,那个公司很大,主要是生产控制设备的公司,它是受日本天皇嘉奖的七所企业之一。横河电机的老板也是庆应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就带我们去参观了庆应大学。后来我们就跟庆应大学建立了友好的校际合作交流关系,庆应大学也派他们好几个教授过来讲学,我们也派我们的教师、学生去进修、交流、学习。在这项合作中,横河出资为我们培养了十几个博士生,培训的教师也有十几个,像薛钧义(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学院的院长)、郑校长(庆应大学的博士毕业)都与这项校际交流合作有关。现在仪表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别的厂合并了。日本也将仪表厂的重心从西安转移到上海了。直到后来,横河正三去世了这个事情就慢慢淡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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